经济学的无畏前行者:克鲁格曼

一、一朝成名天下知

经济学让克鲁格曼天下闻名。博学让克鲁格曼如日中天。闻名天下，复又如日中天。但是，克鲁格曼期望着名垂青史，就像凯恩斯那样。像凯恩斯那样成为永恒的标尺。凯恩斯有三个卓越之处：思想动人心魄、游说令人信服、以及塑造了历史。只有那些在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们才会承认最后一条。但是，在前两个记录上，至少，克鲁格曼才会真正成为文学界之外的第一人。他得到了诺奖，也得到了普利策奖，这是学术和新闻的最高成就。

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创造了许多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家。20世纪的经济学巨人，像希克斯、阿罗和萨缪尔森，在好几个领域里光芒万丈。不过，在国际经济学的领域里，经济学家的专业化，是一个定则。俄林、赫克舍尔、巴克沃蒂和赫尔普曼，对国际贸易具有根本贡献。国际宏观经济学家可以看到许多人，处于“厉害角色”和“伟大人物”之间，包括：蒙代尔、多恩布什、穆萨、奥布斯特菲特德和罗葛夫。

但是，克鲁格曼，就像米德一样，是一个稀有的经济学家，他跨越了这两个子领域里，他都取得了最高成就。他开创了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贸易的研究，后来，又让经济地理研究重新焕发青春。而且，他对货币危机和汇率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91年时，他因“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克拉克奖。内行都知道：这个荣誉，每两年颁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比每年一次的诺奖还要稍微难一点。

二、我笑别人看不穿

还有一个思想传播家的克鲁格曼。从写《希腊来信》这样的学术文章开始，他就开始向更广阔的世界传播经济思想（见下面的框图1）。他写的《期望灭失时代》（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与微弱繁荣的时代（Peddling Prosperity），填补了枯燥乏味地描述经济波动的经济学书籍，与标题党式的、浅陋的、在机场出售的经济学书籍之间的鸿沟。《期望灭失时代》，是由《华盛顿邮报》授权出版的。这本书，不仅是对战后美国经济的分析，而且还是浅显易懂的国际经济学的初级读本。《微弱繁荣》对经济思想史进行了透彻的、不留情面的评述。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展现了凯恩斯的独家思想，即：对这些思想的使用或误用，“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是最为凶险的”。

言辞尖锐的克鲁格曼

巴克沃蒂说过一个故事，说克鲁格曼在MIT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做他的研究助理。“我当时写的‘国际移民’的论文，正写到半当中。我给老克说了我的思路——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而我居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法改！所以，我就让他做了第一作者。”普林斯顿的迪克希特也说，如果克鲁格曼不是做了这么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我们也会给他终身的职位，让他把经济杂志全译成英语。”

实际上，在经济学家中，像克鲁格曼这样能够用词准确又尖锐，几乎是没有人能够与他比肩的。他在评论布什政府的减税时，看到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他们“寻找合理理论时，一定是鬼迷心窍。”对于日本在2000年代早期的通缩，他开出的药方就是“进取性的货币扩张”，而且，他呼吁超传统的日本银行要“可信地致力于不负责。”

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是“长期内，我们都死了”，引用的人比理解的人，要多得多。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他说的意思是：衰退最终都会自愈的。但是，不要以为最终的死亡就是放弃生命的理由，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那些能够快速结束衰退的政策。”

对于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可信度，他问道：“如果衰退就是对于短期的生产冲击所产生的理性反应，那么，大萧条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自发发生的长假呢？”

克鲁格曼作为一个公众游说家，是如此地成功！《纽约时报》给他提供了一个专栏。这是美国主流报刊的真家伙，最有声望了。差不多是很偶然的机会，他从经济学的解秘家，转化为一个重拳出击的政治评论家。他以前的老师，巴蒂沃蒂，对F&D说：“ 我们惊喜的是：克鲁格曼能够成为经济学专业内的传媒大师了！”他的另一个老师，诺奖得主索洛，说他的这个学生是“布什政府的通用性病毒。”对于许多右派人物来说，克鲁格曼似是一个气势光汹汹的党徒，他老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的惯用伎俩。但是，对其他人来说，他现在是崇拜的偶像，一个杰出的预见性的分析家，更重要的是，是一个充满了勇气的人，在911灾后，他勇敢地走向了前台，而他的同行们，却对问题、探究和异议都缄默不语，放弃了自己的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