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解药VS凯恩斯主义幻想

当前的经济危机显示了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根基。不同主流学派间的唯一分歧是经济救援刺激计划的类型和大小。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列次认为国有化比盖特纳-萨默斯有毒资产救助计划更可取。凯恩斯主义幻想实际上是走上了极端，因为它最终依赖单一的“万金油”——更多的政府开支。不过，奥地利人有着恰恰相反的政策指导措施并自豪地坚持清算才是解决危机之道。

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救援刺激计划高度一致地支持让近日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例会送了一口气。除此高度一致性外，如今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例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支持用经济刺激方案来应对衰退。不管有多少新的此类计划，他唯一的抱怨是它们还不够。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前同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如果他能解决“虚拟经济”的问题，他就能够阻止问题向“实体经济”蔓延。前哈佛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现任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大概也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总协调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萨默斯的父母都是着名经济学家，他的伯父和舅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萨默斯也被认为是现任财长蒂莫西??盖特那的顾问，盖特那曾在前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财长的萨默斯手下工作。

所有这些对我而言意味着现在的经济危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市场考验”。此前，从来没有这么多学术经济学家在联邦政府经济政策部门占据这么多重要的职位。如果我们纳入两个目前的局外人斯蒂格列次和克鲁格曼，两个重权在握的局内人伯南克和萨默斯，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主流经济学中坚力量的样本。这个经济团队，包括财长盖特那，是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国会投票通过了应对当前危机众多方案中的极少数几个。

他们的政策措施是基于凯恩斯经济学，并将之当成“类固醇”来用。（译者注：类固醇类药物具有增加肌肉块头和力量的作用，并在主动或被动减体重时保持肌肉体积，还可加快训练后的恢复，有助于增加训练强度和时间。但它严重破坏了体内荷尔蒙系统、骨骼肌系统、心血管系统。）2007年第四季度，联储采取了其典型的降息方式。2008年一月，第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来自于伯南克，当时联储开始拍卖贴现窗储备。史无前例的举动一个接一个，经济救援计划、刺激计划、政府担保，例如不断扩大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存款的覆盖面并将之扩大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所有这一切等同于数以万亿计美元的政府支出。奥巴马并没有带来“变革”；他仅仅是增加了政策措施的力度和速度。

经济救援计划，刺激计划和担保应当被视之为一种秘密的贸易保护主义。华盛顿正在保护华尔街；华盛顿正在保护银行业；华盛顿正在保护汽车产业；总之，华盛顿正在保护“国内的工作”。外国已经注意到这种救助式保护主义，并担心这会引起世界贸易战。当然，如果你将这一观点告诉华府的经济学精英，他们会矢口否认这一指控。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主流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让形势每况愈下。斯姆特-霍利关税让美国大萧条持续时间更久、破坏力更大，这种上行的保护主义会引发贸易战。

奥地利人的政策措施简单明了，也不需要政府做什么。相较一般假设“凯恩斯主义做法相对不那么痛苦”，它看起来很“痛苦”。然而，如果你理解奥地利人的措施是正确的——它能够产生一个更快更好的结果，而凯恩斯主义做法是潘朵拉的魔盒——那么奥地利人的措施才是理所应当被采用地。

以下是奥地利药方的“被动成分” ：（译者注：被动不是指的措施中的被动部分，而是修饰整个政策措施，即奥地利人的政策措施是“被动的”）

1. 允许破产公司和债务的清算（没有经济救援计划）

2. 允许价格下调（没有货币通胀）

3. 不要支撑就业（没有刺激计划）

4. 不要对破产进行担保（没有国有化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覆盖面的扩大）

5. 不要补偿失业（没有扩大失业保险的扩大）

6. 不要阻碍“囤积”，例如，存款。

该政策措施可以产生最快的复苏同时最小化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奥地利经济学政策取向的积极面是减小政府规模、预算、赋税和监管。

很明显，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奥地利经济学派同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为了了解两政策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先来看美国经济学史。

下一个超级商业周期？

主流经济学将国家经济研究局测定地美国商业周期时间作为确定商业周期的时间。在其周期时间表内，中间一栏为以月计的衰退历时。根据这些数据，它似乎表明经济衰退历时越来越短，而经济扩张的时间则越来越久。不过，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时间测定有不少问题。

问题之一是，国家经济研究局测定的时间模糊了我所说的超级周期，它不能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艾略特波浪周期相混淆。这些超级周期里的第一个是进步时代，当时宪法、政府和经济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这个超级循环包括1907-1921年的5波循环。第二个超级周期是大萧条年代，1929年开始直至二战结束。第三个超级循环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涨时期，于1970年开始直到1982年。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恰当的计算商业周期里的经济要素。国家经济研究局为高峰、低谷和衰退测时需要考察许多因素，但它严重依赖于GDP。这一方法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支出相对于私有部门的投资增加了，从占总体经济支出很少的百分比上升至小部分的大头。在衰退期，中央政府支出不太会受到影响而削减，因为政府可以利用预算赤字、税收政策和通胀政策（译者注：扩大货币供给）。当使用GDP来计量时，大规模政府支出人为地使最近的商业周期相较于早期的商业周期要温和。

然而，政府支出的价值并没有经过市场消费者的考验，其实许多政府支出对于经济都是有害的。政府可以花钱雇人刨坑，再花钱雇人填上，这可以增加GDP，但是没人认为这是通往繁荣之路。奥地利人认为这些刨坑填坑行为实际上比政府利用大众钱的方式对经济的作用要大。

穆瑞??罗斯巴德指出，要利用私人产品剩余（生产者），或曰PPR，计算大政府经济。PPR采用GDP数据，然后以GDP值减去双倍政府支出。第一次减去政府支出是取得总私人产品数值，在此基础上再次减去政府支出，以反映出政府从私人部门吸走的资源。例如，利用PPR计算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超级循环，我们发现PPR（调整通胀因素影响后）在1969年为6000亿，而到了1982PPR仅增长为7290亿。这意味着，在该时期内，经济增长极为乏力，年增长率不足1.4%。

罗斯巴德将私有部门生产者-工作者（非政府雇员）的作为人口基数。用Robert Batemarco计算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实际PPR/生产者实际上由1969年的9134美元下降为1982年的8708美元。国家经济研究局得出的 4个短期衰退实际上是美国大众的僵梦。经通胀调整后，最重要的实际收入下降，股市市值在此时期下跌超过50%。20世纪3个超级循环同进步主义、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崛起同时发生。

与之相反，如果我们观察发生在和平时期、金本位制度下、凯恩斯主义还未上升为主流时的正常衰退，我们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事实。例如1953-1954，1957-1958，1960-1961这三波衰退历时短，幅度小，衰退之后就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实际GDP计算，在第一和第三个衰退中经济增长为-1%，第二个为-2.5%（第二个衰退是三者中历时最短的）。如果从人均PPR分析这三波衰退，我们发现第一个衰退并没有出现年度下降，反之在1954年出现了2.7%的增长，1955年涨幅超过了5%。第二个衰退在1958年出现了2%的下降，但在1959年出现了 6%的上升。最后一个衰退在1960年出现了2%的下降，1961年增长2%，在衰退结束后的第一年增长了4.5%。

房地产泡沫在2005年7月达到顶峰。作为主要经济指标之一的私人投资在2006年年末到达高潮。当房地产行业恶化形势逐渐蔓延时，经济在2006年末出现衰退迹象，在2007年末再次出现经济衰退迹象，并于 2008年真正陷入衰退。在2007年末政府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措施的规模和幅度都是空前的。随着凯恩斯经济学的复苏与实践，我们可以判断一个新的超级循环业已筑基，如果政策措施得不到扭转，我们将会面临多年的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