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风险管理

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是市场“非常明确”的具有连续性。他们认为，如果工资和物价完全放开，资源将会被充分利用。于是，任何的系统性的变动都会导致工资和价格随之调整，以便于适应新的架构模式。

这个理论假设的前提是市场的参与者对未来的发展掌握着完美的信息，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主流的经济学家相信，经济行为的主导者能够提供足够的信息，给现实世界开处完美的药方。

如果这种理论被运用到金融市场，就会被称为“有效市场理论”。此套理论在去年秋天的金融市场崩盘中被击得粉碎。对此我却有自己的看法。七十年前的凯恩斯就已经指出了它的漏洞：市场一旦出现波动， 参与者并不知道市场未来的走势。 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不会重新调整支出，相反的，他们会控制开支，直到市场变得明朗之后，如此一来，经济就会陷入萧条。

是市场的波动，而不是调整会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连锁效应。由于信息的缺乏，调整的政策往往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例如，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的浮动的工资和浮动利率就不能产生作用。

受到冲击的经济自身并不会自动恢复，而它更象一个漏气的气球。因此，凯恩斯赋予政府两个任务：经济疲软时，给它打气；在第一时间将经济的冲击影响力化解到最小。

现在看来，第一个任务目的看来已经达到，不同的经济救助和刺激方案对疲软的经济打了强行针，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从目前美英及欧盟的救助方案来看，第二个目的是否达到还很难说。

当然，这些方案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美国财政部提议，银行按揭房贷仅仅限制在其本身，不能被证券化。此项举措和其他的一些方案将会减少评级机构对市场的影响力。

但对银行可以执有多少贷款以及持有多长时间等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监管机构对限制某些房贷金额和房贷者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购买房贷的比例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将会拖缓经济的复苏进程。监管机构应该在适当时间内，比如说，两年内，提出明确的限制方案。

对银行改革者来说，政府推出 “格拉斯-斯蒂格尔”类似法案的做法大为失望。这将强化零售银行和投机银行之间的界限，而这些的界限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去监管化风潮中已经被消除。

为什么要区分两者之间的经营范围呢？原理很简单：零售银行的钱来源于纳税人，不能将他们的存款用于投机活动。改革的方案就是提高银行的资本金，对存款比例不足的银行征收特别税。

在经济的不同运行周期，此次金融救助方案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看来也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不会对经济的调整产生影响，例如，一旦经济形势大好，资本金应该被要求增持，而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资本金应该有所减持。

坦率地说，所有关于控制银行风险的方案很难实现，特别是在如今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大背景下。除非全球各国的银行监管体系都一样，否则就会出现许多的“监管性套利”行为。同样，银行可以通过重新定义资本和资产，来规避最低资本金要求，实际操作中，高盛和巴克莱资本已经发明出一种新的证券化产品，以此来减少所持有高风险资产的资本。

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监管者和银行业者仍然依赖理论模型来管理风险。虽然，监管机构已经“更加谨慎地”来管理“系统”风险。这好像大家都认为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预先知道（而且可控的），而凯恩斯早就指出，“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不同的概念。

本次救助方案不能指望监管者和银行能够更好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凯恩斯认为，我们应该对不确定性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只有监管机构和银行业者意识到这一点，风险才能被很好地控制。银行的改革者们不应该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By Armen Levitt编者注： 博主原文为繁体写作。为便于网友阅读，普及经济学，财经博客编辑特将本文改为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