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奖励坏蛋

美国人对华尔街感到愤怒，确实如此。先是金融业把我们拖入经济危机，然后纳税人援助破产收购。而如今经济依旧极度低迷，这个行业却为自己发放巨额奖金。如果你还没恼羞成怒的话，那就是对没有注意到。

但华尔街的罪行不仅仅是破坏经济、坑害纳税人。即使在危机和收购前，金融行业中许多野心勃勃之人通过各种活动聚敛财富，这些活动对社会即使无害也徒劳无益。

而且他们仍未收手。看看最近的两则新闻吧。

一则是关于高速交易的愈演愈烈：包括高盛在内的一些机构利用超高速计算机抢在他人反应前零点几秒，在其他人未来得及反应之前买卖股票。高盛得以收获创纪录的盈利而且可能支付创纪录的红利，高频交易是原因之一。

在似乎无关的另一方面，周日泰晤士报报道了安德鲁·霍尔的案件。此人与花旗集团合作进行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投机。最近他的操作获利丰厚，按合同花旗欠他1亿美元。

这两则新闻有何共同之处？

从政治层面来看，答案显而易见，涉案的两家公司都是联邦资助的主要接受者。花旗从纳税人手中获取450亿美元；高盛偿还了直接资助中的100亿美元，但从联邦担保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收购中获利巨大。看着这两家无所作为的公司派发9位数的薪水，不知纳税者该如何想？

但设想我们承认高盛和霍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十分在行，那即使没有任何援助，他们也能获取暴利。虽然如此，他们的行为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有一点要说明的：金融投机的目的也可以是有用的。比如，期货市场在天气变冷前能为燃油库存和夏季驾驶季节前的汽油库存提供激励。

但基于公众无法获得的信息进行的投机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就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销的经济学家 Jack Hirshleifer所说，早在1971年，此类投机行为通常是“私人获利”而“社会无利”。

很难想象对高频交易会有更好的解释。证券市场应该把资本分配到最有用的地方，比如帮助有好主意的公司筹集资金。但很难理解那些抢在别人13分之1秒前下订单的商人会对社会功能改善有所帮助。

霍尔先生怎么样呢？泰晤士报的报道表明，他能赚钱主要得益于他比其他投资者聪明，而并非把资源投到应有的地方。而且，他的行为很难看到有什么社会价值。

有个很好的案件表明这些行为实际上是祸害无穷的。比如，高频交易可能削弱了股票市场的功能，因为这如同在对无法使用那些超级计算机的投资者征税—这意味着高盛投在那些计算机上的钱对国家财富带来了负面效应。正如1973年伟大的斯坦福经济学家 Kenneth Arrow说的，建立在私人信息上的投机行为带来“双重的社会损失”：用光资源，破坏市场。

现在，你可能认为具有破坏性的投机行为只是少数情况—30年前你可能是对的。然而，在那之后，作为非寻常的银行业的巨额融资—证券和商品交易—已成为我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GDP中上升到了百分之六。而且金融业人士收入的飙升也为成为收入日益不平等的重要罪魁祸首之一。

我们该如何是好？白宫在上周通过了一项法案，对在相当广泛的金融机构的薪酬设立制度，这或许是迈向正确的一步。但随之出台对金融行为更广的管理制度—还有，我主张，对超高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率。

不幸的是，白宫的措施遭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反对，看起来他们仍然以对华尔街好就是对美国好的法则来行事。

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总体政治体系都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的社会正逐渐变成一个大笔资金流入坏蛋之手而重金奖赏让我们更穷的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