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霍尔茨:1950年代德国的经济复苏
德国大众汽车出现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这件事,与其他事情一起,激发了自由企业支持者们的想象。这显然是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看得见的证明,是西德放弃经济统制的又一个体现,也是德国人接受自由市场哲学的又一个证据。
因此,得知德国复兴的奇迹并非自觉地拒绝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政治和社会状况巧合的产物,自由主义者们会深感震惊。此外,也有证据表明,目前德国市场经济正处于被建造它的那些人们毁灭的危险状态下。
1947年,数百万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生活在难以置信的贫困中,摩根索计划的威胁笼罩着德国(摩根索计划是战后美国财政部长提出的,旨在彻底毁灭德国的重工业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农业国——译者注),人们当然没有普遍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的是被其倡导者——自称阿伽尔兹博士(Dr. Agartz)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倡导的被称为“新型社会主义”的东西。它要求工人在政府的监督下拥有和使用生产工具。这等同于政治统制下的生产者合作社。
但经济统制离不开政治统制,而且“新型社会主义”被迫延迟。在战后,德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抨击占领国统制之严厉。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德国人对自由的要求听上去像是对自由市场的要求。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的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指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是指由他们自己实行统制的自由。
三个因素
那么,德国是怎么实行市场经济的?答案在于战后德国政治和经济形势之中。三个因素导致了某种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中没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
第一个因素是德国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尽头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已经完全崩溃,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什么可分配的,也没有什么可配给的。数十万官员执行成堆的经济法规——都是先前的德意志帝国颁布的,他们不知所措也无能为力。数以百万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是依靠“黑市” 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社会主义必须退一步以增加生产;不得不暂时恢复追求利润和所有权的邪恶的资本主义。就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俄国大约七年的喘息时期一样,德国在她追求“更高社会秩序”的途中,也需要一个休息期。
导致市场经济出现的第二个因素是,几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在康拉德·阿登纳教授(Dr. Konrad Adenauer)英明的领导下,他们创立了一种与社会主义抗衡的政治组织,公开倡导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得到了各级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并把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团结进一个新的组织。他们在每一个主要问题上巧妙地反对社会主义者。
例如,他们主张权力分散、采纳西方模式,最重要的是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这样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计划的反对使他们赢得了选票。当他们当权之后,出于外交方面的理由必须反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于是他们只能部分地实现参加竞选时的承诺。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和一个新政党的政治手段,促成了市场经济的出现。
但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却是另外一个。德国对自由的呼吁仅仅是为了针对占领国。德国人所说的自由是摆脱外国人。反对盟国占领政策、批评盟国的行动成为关乎民族自豪感的事。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军政当局实际上执行的又是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呢?
首先,他们仍继续执行德国既有的立法和经济统治。在其中,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补充条款和对原有条款的社会主义解释。因此,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反对美国政府就意味着反对在德国实行美国的公平交易管制。反对英国政策意味着反对英国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反对盟国,只得反对社会主义和公平交易。因此他们争吵不休,盟国是为了继续(在德国的)经济统治,德国是为了废除盟国的经济统治。
在列举德国市场经济存在的各个原因时,我们应当向一小群为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鼓与呼的人致敬。弗莱堡的欧肯(Walter Eucken)教授与日内瓦、美因兹和科隆的三位学者鼓吹、倡导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声音几乎完全被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淹没。
只有当市场经济由于上述原因被建立起来以后,而且当经济自由的好处恩泽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才得到社会的承认。日内瓦的罗普克教授(Wilhelm R?pke)成为新时期的思想代言人。主要是通过他,公众才明白政策的根本性变化。他把经济复苏看做是资本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的这个解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现在存在一个主张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德国学派,其根源就在罗普克教授和欧肯教授等人的著述里。
并非出于计划的结果
当德国市场经济出现最初的奇迹效应时,没有人比德国人自己更感到惊讶。不久以前,还不过是遥远未来的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经过五年或十年计划才能艰难地实现的目标,一夜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政府计划的情况下实现了。当然,社会主义政治家立即开始重新解释经济事实。他们声称复苏的真正原因是没收每个公民 95%的现金持有和银行存款的货币改革制度,或者是德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智慧,或者许多其它不相关的因素。但他们从不将它归于资本主义。
德国的资本主义缺乏意识形态基础这个事实能够清除地从经济最终摆脱社会主义束缚解放出来的步骤中看出来。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会首先将生产和基本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从统制中解放出来。
然而在德国,经济解放是倒着进行的。不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最先被解放,比如绘画、邮票收藏和烟灰缸。然后解放的是已经从市场中消失的那些非必需品。这一顺序的后果就是,非必需品立即重现,而必需品仍然十分匮乏。
悖论
在经济去管制时期,越来越多的物品按照其重要性由低到高的顺序解放出来。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到达最必需的物品就停了下来。现在,德国政府仍然管制房租、基本原料、外汇分配、及许多农业产品。不必说,仍被政府统制的产品继续稀缺。
例如,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德国政府仍然统制房租和住房分配,然而它却不管商店和其它工商业用房,理由是工商业人士不需要保护。自由主义者能轻易地猜到其后果:商店迅速建起,住房仍是瓦砾。由于政府意图“保护”工人免于剥削,因此,仍有许多人住在地下室。这是政府福利悖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不想贬低德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成就。不论他们是怎样偶然实行资本主义的,其成果是真实的。但仍受到部分束缚的德国的经济复苏,让我们不禁猜测,要是政策一直是自由主义的,那么德国的经济复苏会好成什么样呢?我相信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即便是与美国相比,一个自由主义的德国,从长远看来,也将把实行公平交易管制的美国甩在后面。
人们习惯将德国繁荣的经济与她的欧洲领国对比。我们对比的标尺是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法国目前的经济体系——-40%的生产资料完全归国有,另外30%通过大银行的国有化间接实现国有,这些大银行是法国工业的大股东。当然,德国市场经济尽管仍然受到束缚,已经超过了其社会主义邻国,要是它完全自由了会怎样呢?
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受雇于政府或其众多的代理机构和附属机构。这就是说,每七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经济利益依赖于高税收和政府权力范围的扩张。近几周,公务员联合会要求在过去几年几次上调的基础上加薪20%。纳税人新增成本将共计高达数十亿马克。超过30%的个人消费是以税收和费用等形式由国库支付的。
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是闻名世界的“艾哈德教授社会市场经济”的创始人,他正在提出一项经济法案,这项法案将赋予他管制他认为“不合理”的价格的权力。他的这项法案取代了德国警察法案中的一项类似条款,西德联邦议院不顾艾哈德教授的强烈反对近期撤销了该条款。这位睿智的政治家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他顽固地坚持外汇管制这项最难以克服的政府对经济的统制。
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大部分原材料是进口的,每一项这样的进口和必需的外汇仍必须由政府审批。而且西德刑法典中仍包含有对未经授权的贸易和外汇交易的严厉惩罚。
在艾哈德教授看来,用严厉惩罚来禁止工商业人士“不正当的”价格上涨、同时用政府限制进口的方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做法,是符合逻辑的。他与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合作,把黄油的价格提高了7%到10%,牛奶的价格提高了10%到20%。食糖的价格,迄今为止已经被提高到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40%的地步。尽管目前有380,000吨剩余食糖的库存,但根据国际食糖协议,联邦政府仍必须从古巴进口140,000吨、从波兰进口60,000吨。德国的鸡蛋价格要高于邻国价格的20%到25%。黑麦和黑面包的价格,仅比邻国高了区区80%。为了提高牲畜饲料的价格维护谷农利益,饲料进口被大幅削减。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德国老百姓”的利益,在20世纪末30年代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那些经济错误被重犯了。意味深长的是,这种政策受到主要由美国资金重建的柏林大学工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大力辩护。按照这个研究所的说法:“出口促进国民经济的增加,而进口则阻碍和损害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被经验证明了的。”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思维混乱做出的任何批评,都被贴上“极端自由主义”的标签,置之不理。
工会的力量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们必须提到作为社会主义强大特遣队的广泛的劳动者联盟。在总数约为180万的工人和雇员中,超过120万人加入了工会联盟,该联盟在劳动力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在所有政治问题上该联盟都与社会主义政党密切合作。
当政府上调了房租上限后,工会组织了几十次工人罢工、上百次集会和抗议示威。许多德国工厂在今年夏天被闲置。现在,工会要求普遍上调工资12%及其它一些利益。此外,他们还大声疾呼扩大“共同决策”制度。在西德,工会代表们当董事,并参加工业企业的管理,这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权,而是因为不久前颁布的 “进步的”法规。
人们会允许部分自由的德国市场经济扩张吗?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学者和作家能够为个人自由和自由经济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吗?自由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斗争仍在继续。目前,自由主义的力量似乎在全面退却,西德正走向人们熟知的境地——社会主义。
汉斯 F. 森霍尔茨(1922-2007年)是米瑟斯在美国的第一个博士生。1956-1992年间,他曾在格罗夫市立学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经济学,去的时候就被聘为系主任。退休以后,他成为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主席(1992-1997年)。他是米瑟斯研究院特约学者,并于 2004年10月获得加里·斯克拉鲍姆(Gary G. Schlarbaum)捍卫自由终身成就奖。本文最初发表于1955年12月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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