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经济学的争议》：是否该死?

1997年12月3日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讨论爱滋病与道德的关系，里面有这么一段：

“爱滋病毒是攻击及毁灭人类的最强劲武器，发放病毒最有效途径就是首先破坏人们的道德系统。只有道德系统被人们自行瓦解，这个病毒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与效用。爱滋病毒来源于遥远的外星球，而治疗爱滋病毒最有效的药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所炼制的万能灵丹–道德。”

我忍不住要回应一下。

肺结核曾经足以毁灭人类。假如呼吸有罪，那么抵制肺结核的最有效药物肯定也是中国的灵丹–道德。

我有时会旁听公司的女同事讨论电视剧剧情。有一次，剧中某位”陈世美”因为拈花惹草，得了爱滋病。讲到这个情节，全公司里最温柔的那个女孩子，就兴高采烈地说：”该死！”

“不至于吧。”我心里一惊。是什么，我继续想，让一个温柔小姐雀跃于别人的死呢？是道德。

只要选取适当的道德标准，很多人的死就是活该：赛车冠军塞纳为了追求刺激死于车祸，活该；弘法大师偷吃牛肉得了疯牛症，死去活该；不甘寂寞的王妃跟花花公子约会，为了避人耳目，结果车毁人亡，也是活该……

宗教的虔诚，可以令慈祥的老大妈在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2.17，因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被罗马教廷按顽固异端分子的罪名处死）的脚下添一把柴火；道德上的定罪，可以让温柔的小姐变得惨无人道。

是时候用理性和科学来主导我们的世界观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滋病不是上帝对人类性行为的谴责。所有染病的人，都是不幸的。爱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绝不是道德家的武器。

只有科学，而不是道德，才能帮助我们减轻人类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所付出的代价，从而鼓励我们更加大胆地追求幸福，而不是回避和唾弃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