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经济学的争议》：也谈克隆

1999年3月5日

克隆技术问世，招来的是恐慌。十多个发达国家的元首们匆忙签订了禁止对人进行克隆实验的协议。一向习惯于从传播媒介接受知识和观念的大众，也懒得三思，开始人云亦云。

知道吗？克隆人，只能复制一个人的DNA，只能复制一个人的生物特性。而一个人所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除了生物特性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环境。而环境，是不能克隆的。

很多人担心，如果可以克隆人，那么有人大量克隆希特勒怎么办？

哈哈。须知道，即使在没有克隆技术的世界，也已经到处是希特勒了。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这些人，关键不是他们的DNA造就的，而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游戏规则造就的。简而言之，就是制度决定了人的行为。

在互联网上，随便就可以找到希望对日本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狂热，几乎总是止于言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制度和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反过来说，一旦条件成熟，任何人都可能变成男盗女娼，或者是战争狂人。

不必禁止克隆希特勒，因为，腼腆的他可能成为今天的数学家陈景润；也无须特别关照爱因斯坦的克隆，因为，懒惰的他很可能只是个管子工。

长期观察人类婚姻案例的经济学家指出，人类寻找配偶的标准和动物并无二致–寻找智力和体力上同自己相近的。经过无数次的选择，我们相信今天存活的人，都是比较”优生”的。

克隆技术可以为人类的医疗事业提供更多选择。但是，谁也没有暗示，克隆可以使人类节省生养、教育的投资。

既然如此，克隆跟生育相比，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于那些习惯从制度、契约的角度来分析和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人来说，生物克隆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况且，时间和具体环境不能克隆，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对克隆技术的恐慌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