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赞成志武教授的这两个观点（下称“共同点”）。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是对自由立约权的维护。然而，以我的概括，由于志武教授在三个方面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以致我们除了这个共同点外，其他所有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

公共经济政策应该尽量听取和顺应民意，这一观念几乎为全社会一致接受，并往往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本文将解释这一观念的缺陷，解释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之间必然存在的质的差别，从而主张应该尽量把决策交给市场交易，而不是交给公共舆论来定夺。

不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不管官商有没有腐败，不管政府有多大责任，不管买房者是自住还是投资，不管太阳从东边还是从西边升起，只要政府加重房地产交易税，就会导致房屋供应量减少，购买量减少，成交价上升，以及政府渔利这四个并行后果。

机票是个好对照。它先订最高价，然后淡季打折，没人有意见了。机票是实名制的，实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证穷人买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证乘客间不能直接转手机票，从而保证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黄牛党）的手上。

回家的路不好走。这就是几乎每年都要大同小异地重播一次的“春运主旋律”。请大家注意，传媒反对提价、抨击黄牛党、为乘客打抱不平，过去一直是讨好广大读者的窍门。不过，恐怕现在另有一些读者，有兴趣看看不讨好的解释吧。

坊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大量卖地赚钱，所以推高了房价，并制造了楼市泡沫。这种观点是错的。恰恰相反，假如政府不卖地，不从卖地中挣钱，房价反而会进一步剧增；政府卖地本身，其实直接推低而不是抬高了房价。

《经济学的争议》，薛兆丰着，张五常序，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收104篇经济专栏文章，按主题分为9组，包括“自由贸易”、“垄断与竞争”、“价格与管制”、“政府与市场”、“劳力与福利”、“科技泡沫”、“金融政策”、“生活观念”和“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等。

感谢波普尔（Sir Karl Poppe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张五常、科斯（Ronald Coase）和阿尔钦（Armen Alchian）等人。他们的着作塑造了我今天的世界观。尤其感谢阿尔钦教授，他多次鼓励我将他着述中的重大主题改编为短小的报刊散文，在中国推广。

认识薛兆丰不过是48小时以前事情，有一位在北京《电子商务》杂志做记者的朋友小虫给了我一个深圳的电话号码，说薛兆丰是写经济散文的，很清新舒服的一个人，也许你可以采访他。

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贫寒而有大志，为国读书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发芽。我十年前接触波普尔和弗里德曼的书籍并开始用功，原因也少不了这一点。但是，我越读就越失望。